Wu Xiaozhi

得知王选病逝是在街头报栏上，非常震惊。这位用科技推动中国文明特别是出版和印刷进程、赢得世界尊严的人物年仅70岁就离开了人世。

各媒体的标题不尽相同，却都表达了同样的敬意和惋惜：《北京日报》：“当代毕昇王选昨溘然长逝”；《京华时报》“激光照排之父王选病逝”；一网站：“两院院士北大教授王选今日病逝”……

我们使用着Adobe、microsoft，但为了方块文字，我们应该拥有更多的方正，应该更多地了解王选，了解王选参与的事业。

陈省身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一般的中国人觉得我们不如外国人，所以我要把这种心理给改过来。”杨振宁也说过，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也许不是获得诺贝尔奖，而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一个看法，就是中国人不如外国人的看法。而这也正是王选的感触。

2005年，王选出席由方正主办的第三届中国eBook产业年会时说，“中国人不相信自己是我伤心的。”他在1993年、1994年接受采访时，被记者问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搞激光照排过程里，你最苦恼的是什么问题？”王选说，他最苦恼的就是中国人不相信自己的产品能够超过外国人，不相信淘汰铅字是由中国人来完成。当时有些事情给他的刺激非常大。

1984年年底，在一个“论证中国的照排是否需要引进”的中国专家论证会上，除了新华社的一位技术人员以外，所有的专家都赞成必须引进。就连一贯相当支持王选他们的电子工业部资深专家也说北大的系统是落后的，要引进国外的来促进自己的发展，王选说这令他伤心。

1985年的7月，王选访问做激光照排的美国HTS公司，早上跟HTS公司的总裁见面的时候，他说天亮才从北京飞回来，跟中央的一个大报签了430万美元的合同，而方正的系统只是220万人民币，这位总裁春风得意，让王选心里非常难受。后来，王选向国家经委汇报时说，“三年多、五年之内，我们把国外所有的厂商全部赶出中国。”

后来方正公司在激光照排的成功证明了王选并非口出狂言。王选说：“是当时分析了国外的情况以后使我得出这么一个信心的。”要在一些领域赶超国外，在与国外起步差别不大的新领域，王选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领先。例如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芯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三网合一等等都是利用了这些新兴产业，王选说，我们完全有可能，也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在一些核心技术方面跑到前头去。在某些领域中国确实已经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所以王选希望在像网络出版这些新兴领域中国产业能够走在世界前列。

“我的一生有10个梦想，5个已成为现实，另外5个需要我与年轻人共同实现。”王选获得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在3月19日接受母校北大500万元的奖励时表示，为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将再一次开始新的征程。

他的10个梦想都与自己为之奋斗数十载的事业息息相关。前5个——“发展激光照排系统，告别铅与火；发展基于页面描述语言的远程传版，告别报纸传真机；发展开放式彩色桌面出版系统，告别传统的电子分色机；发展新闻采编和资料检索系统，告别纸和笔；开拓海外华文报业市场”——已经梦想成真，产品在市场上取得了很高的占有率。后5个——“发展激光直接制版，告别软片；开拓日本日文出版系统市场；出版系统的栅格图像处理器进军欧美西文市场；进军广电业；从地图出版系统着手，进入地理信息系统”——正在努力变为现实。

去年冬天的某晚，碰巧看了王选作客央视《大家》的节目。他看上去显得有些瘦，面颊仿佛少了肌肉，有些凹陷，但很健康，侃侃而谈，想不到才几个月，他就病逝了。让我想起王选说过一句话：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真正有才能、正在创造高峰的科学家频繁在电视上露脸？上电视说明科学生涯快要结束了，只能在电视上露露脸了，一个处在创造高峰期的科学家是没有时间频繁上电视露脸的。这位敬业的科学家的确很少上电视。

报纸出版设计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直至现在。

我决定自己还是去一次北大，我们不能天天念叨着西方“大师”的伟大、念叨着中国如何不如外国，而我心空空，不是冲着北大去，冲着我们需要的中国精神。境由心造。我找了几个自己的电子版面打印了一份，写上“深切怀念和感谢我们的出版印刷之父  一名报纸设计者 敬”，出发了。

灵堂设在北大百年讲堂，大厅内肃穆整洁，黑色背景、巨大的彩色遗像。我不知道怎么做，于是顺着队伍签名，工作人员发给了一朵白花。我站在那里，中午，阳光正好洒了进来，有种不可名状感在压迫着我——生命就如此脆弱？我鞠了一躬。除了签名，吊唁方式就是花篮和挽联，我还是把我版面交给了工作人员。“只要你读过书、看过报，你就要感谢他，就像你每天用到电灯要感谢爱迪生一样。我们现在每天看到的每一份报纸、每一本书，都用到了王老师当年研制的核心技术”，所以，即便是感谢，也会有不同方式，只要真实。

末了，还是用王选自己的话做结语：把方正印刷技术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8月4日，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artier-Bresson)在法国西南部吕贝弘镇的家里逝世，享年96岁。从报纸上读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不敢想像的是，两天前布列松居然还活着！《抱啤酒的男孩》、《最后一个太监》、《玛丽莲·梦露》……经典摄影作品混淆了我对他的生平判断。

伟大，让人们忘记了他的真实存在，伟大，让他早已活在图书馆、活在人们心中。在这样一个人们忙于淡忘欧洲杯，忙于讨论工体的中日冠军争夺，忙于迎接雅典奥运的繁忙时段里，布列松的去世最主要还是告诉人们他的在世。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讨论他的地位、影响、意义等等，对于如此一座高山，讨论最多也只是重温。

希拉克总统不无惋惜地说：“法国失去了一位天才摄影家，一个真正的大师”，这又何止法国失去呢？布列松，把摄影从一种科学的有趣发明物转化为艺术形式的革命性人物。他认为，一幅好的摄影作品决定于画面构图中所有的物件元素的排列到最适当的位置时或表现出它最恰当的形态时，按下快门，这就是决定性的一瞬间了，布列松不仅这样认为，也这样践行着“决定性瞬间”理论，他的作品用最适当的元素排列和最恰当的形态记录着历史记录着他的内心世界。

布列松生于1908年8月22日，1929年去剑桥攻读文学和绘画。1931年旅行非，后因病被迫回国。途中在马赛发现了一台小型35毫米相机，于是他成为第一个使用莱卡35毫米相机的摄影师，后来很快开始了走遍世界的摄影旅程。他的足迹遍历二战前后的德国、美国、印度、前苏联、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地。他还抓拍了许多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的个人肖像。早在1933年他的作品就曾在纽约展出，上世纪30年代拍摄的作品被尊为新闻摄影的经典之作。1947年，他与罗伯特·卡帕帕等摄影师合伙创办马格南图片社(Magnum)，专门为期刊提供环球新闻报道图片。马格南图片社从未赢利，但由于它拥有出色的摄影师和他们传奇经历，马格南图片社生存在了今天。1954年，布列松成为第一个在卢浮宫举行展览的摄影师，获得世界摄影大师的美誉。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他厌倦了摄影，转而开始绘画，不论走到哪里他总是携带着莱卡相机和素描本。多么令人神往啊！

在两年前，我国摄影评论家刘树勇先生的一堂课让我更多地了解到布列松这位声名远播的摄影界巨孽，了解到他对摄影作品画面构成的矢志不渝的追求。记得当时的感受是布列松的作品好，刘老师的课讲得更好。

没有伟大的职业，只有伟大的人。摄影成就了布列松，但布列松的伟大不止摄影，几年前看到一段有关布列松的故事使我很受感动。上世纪70年代，安德列·柯特兹（又一位摄影大师，不过比布列松还是略逊一筹）出版了《摄影生涯六十年》后，布列松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说，“安德列，谢谢您出了这么伟大的一本书，您才是我真正的老师，我以身为您的学生为荣。” 柯特兹并没有教过布列松，在这之前他们也没有特别的交情，柯特兹收到这么捧他的信深受感动，做为回报，他送了一张照片给布列松。这是张自拍照——他一本正经地站着，在身旁的门板上钉着布列松的来信，下面写着：“1972年8月17日，吾友亨利留念，谢谢！安德列。” 此情此景真是何止惺惺相惜！

法国大革命时期艺术领袖、现实主义绘画大师库尔贝曾经创作过一幅《你好！库尔贝》的油画作品，画中描绘的是作者旅游途中人们向他问好的情景。才华横溢、雄心勃勃的库尔贝的确有资格如此自信，而面对虚怀若谷的布列松大师的作品和他去世的消息我们依然应由衷地说声“你好！布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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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布列松经典作品

 

布列松1932年才开始拿起相机拍照。这是一张早期的代表作。斯维勒是西班牙的一个小镇，画面里一个撑着双拐的残疾儿童，他后面正在嬉戏的孩子们对此有不同反映。其中一个坏小子甚至要想恶作剧，被另一个孩子抱住。照片拍摄得十分生动，画面结构也相当严谨完整。


 
两个男子，一个在布幕的缝隙中偷看街头演出，另一个警惕地扫瞄着周围的情况，以免被人抓住而引起麻烦。照片的精彩部分是这个男子那种特别的眼神。布列松有时被列入“专在街头巷尾抓拍的摄影家”行列，他善于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出不平凡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布列松抓拍艺术中代表性名作。在前景中跳跃的男子，其身影恰好跟背后招贴广告中跳跃女郎相似，一前一后，互相呼应，相应成趣。这个拍摄瞬间，也就是布列松心目中的“决定性的瞬间”。



1936年，英国乔治六世举行加冕典礼，世界各国的摄影记者，闻风而至的全国记者，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富丽堂皇的仪仗队上。布列松却与众不同，他还注意到马路上的芸芸众生。躺在报纸堆里入睡的人物，由于深夜出来“占座”，熬得又困又累，等到仪仗队过来时，他却已经支持不，进入梦乡……别具慧眼，旁敲侧击，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挖掘富有情趣的镜头，是布列松所特有的风格。



广角镜头取景范围大，景深大，可把远近景物全都纳入清晰范围之中。但焦距太短的广角镜头往往过分夸张前景，产生歪曲和变形。因此，布列松经常采用28毫米的广角镜头。这张为法国著名画家马蒂斯拍摄的照片，反映出画家对鸽子的喜爱，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个性。



柏林墙边，1963年。德国柏林东西分别占领十六年后，东柏林方面于1961年8月12日至13日工资突击建功立业立起柏林墙，其目的是防止西方的渗透和干扰。布列松的这个镜头，表现三个柏林人站在一个高台上，观看墙那边的情景。



这张照片的题材并不重大，但却是布列松的一幅脍炙人口的名作。表现一个男孩：两只手里，各抱一个大酒瓶，踌躇满志的走回家去，好象完成了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照片中的人物，情绪十分自然真实，显示出布列松熟练的抓拍功夫。抓拍是布列松一生所坚持的基本手段。他从来不去干涉他的拍摄对象。



此照所摄是60年代美国好莱坞著名女明星玛丽莲·梦露。虽然布列松是在梦露不经意时抓拍了此照，但从这一凝固的瞬间里，还是抓住了模特的天生丽质和娴雅风度。



轧金子，1949年摄于上海。通货膨胀使百姓手中的纸币几乎成为废纸，为此人们疯狂地挤在银行门口，企图兑换一点较可靠的黄金。上海人称之为“轧金子”。



门里门外，1949年，北京。门里坐着富态的老板，门外石阶上坐着辛劳一天的雇工，在吃着窝头、咸菜、小米粥——当时北京劳动者最普遍的一日三餐。不同的人物身份和境遇鲜明而突出，足见布列松的抓拍功力。



柏林墙边，1962年。在东西柏林交界处，布列松抓到了这样一个发人遐想、引人深思的镜头。双手持拐而行的残疾者，暗示出以前发生过的战争；荷枪的卫兵，又反映出了持续着的对立。再加上阴雨天气的灰暗影调，使得画面有一种低沉的气氛。布列松经常强调观察，他说：“重要的是观察。摄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敏捷的表现出最重要的部分。”




苦难的眼睛，1948年，南京。1948年冬至1949年春，布列松先后采访了中国的北平、南京、上海等城市，这张愁容满面的男孩子照片，是在南京市民买米的队伍中抓拍下来折，照片揭示了中国人民的悲惨和苦难。布列松是一位善于思考的摄影家。著名的美国杂志摄影家协会主席B·格林曾说：“看上去，布列松的摄影好像是漫不经心随手拈来。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



北京，1958年，布列松曾再次来华摄影采访。在一个科技展览会里，一群观众，好奇而又精神专注地观看着电视图象，布列松不动声色地拍下了当时的真情实景。照片中人们的精神状态与前一幅的愁苦面容截然不同，有鲜明的反差。他说：“我感到最大的愉快，就是别人看了我的作品而感到真实。”



纽约，1961年。在美国，几乎每一家公司的经理和老板都离不开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秘书，这张照片之妙，是妙在瞬间的抓取上。观众看不见女秘书的容貌和身影，只能看到一只高跟鞋的脚。这就避免了直露，提高了作品的内涵和视觉趣味。



雕塑家贾柯米蒂，1961年。布列松拍摄人物时，经常喜欢在他们的动作过程中下手。这张意大利现代派雕塑家贾柯朱蒂的照片，就是在他们搬运雕像时抓拍下来的。抓拍的时机，恰好是贾柯米蒂处于两个塑像之间，而且举步前行的姿态又与前景中塑像的身姿有某些相似之处。



美国国庆日。这位老太太准备在自己家悬挂国旗来庆祝这一节日，可惜她家的旗杆断了。没有办法，她就把国旗被在身上。她说：“在我心中不能没有这面国旗。“这时，布列松迅速地拍下了这张照片。



美国模范监狱所见，1975年。瘦削的腿脚和手臂竞能从狭窄的铁栅缝里伸出。怒吼的嘴巴隐约可见，这所“模范监狱”究竟“模范”到了什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布列松善于在日常生活的场景里发现隐藏着的问题和内在矛盾。他说：“摄影，意味着在若干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同时认识出现象的本质，又能快速地把有含意的形式，严密地组合起来。这是一种使自己的头脑、眼睛、心灵同时集中在同一个轴心上的活动。”



1980年，一位中国客人到巴黎访问布列松，要求为这位72岁高龄的摄影大师拍摄照片，布列松没有同意，但把这张照片送给他的客人。画中的形象，是布列松在落地窗帘后面持笔作画。此照表示：晚年的布列松已退出摄影圈。他不抛头露面，只想以绘画自娱，度此余生，此幅为布列松妻子所拍。



坟场中的热恋，1978年。一方面是一代又一代的死亡；另一方面又是一代又一代的生息繁衍。这张照以生与死强烈的对比，震撼着观众的心灵。小小的一个画面里，凝聚着人类永远说不清讲不完的故事，这会引发出多少联想和感慨。而这，正是布列松作品的与众不同，特别耐人寻味的地方。



田野景色，1968，法国。布列松所拍的照片，并不是每一幅都有深刻的含意。有些是对形式美的注重和讲究。








 
批斗。


 
甘地火化。



萨特。